/ v9 N1 ]- s) y1 W# [% a& @图1，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修订本
公元589年，隋朝军队跨越长江直入建康，俘虏陈后主，立国三十三年的陈朝宣告灭亡，这同时意味着，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得以结束，隋朝正式开启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序幕。从时间上说，自317年东晋立国于江左，至557年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政权虽历数次更迭，但南方自立之局面已延续两百余年，陈朝看似不过是南朝历史的短暂尾声。就空间来说，陈朝为立基于关陇地区的北方政权隋朝所征服，据史书记载，陈朝灭亡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在《陈书》《隋书》等有关陈隋之际史事的记载中，“陈亡入隋”这样的字眼频繁可见。因此，亡国成为陈朝与陈后主留给后人最为深刻的印象。
细究起来，陈朝看似南朝历史的尾声，却并非仅是此前历史的简单延续。在六世纪后期纷繁复杂的政治历程中，陈朝自有其独特的历史面貌，陈寅恪、周一良等史学大家就曾注意到这一时期的特点。比如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一文指出，“陈室之兴起，其所任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与东晋刘宋之时，情势迥异”，“斯诚江左世局之一大变”，趁侯景之乱而起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会阶层之变动”。也就是说，东晋南朝以来对南方广阔地域的持续经营导致当地社会与族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至梁陈之际、特别是陈朝立国之后，日益显现出来。陈朝统治集团依托的政治力量及其面对的地方割据势力，很多是出自社会中下层的豪强、盗帅之类人物，甚至有些游离于华夏网络之外的“溪洞酋豪”。这些长期在历史中若隐若现、又在陈朝走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势力，此后也没有因为陈朝的灭亡而结束，历隋至唐初，一直深度且持续地影响着南方区域历史的演进与发展。
关于这些来自边缘地区的乡里豪族事迹的材料并不多见，就此而言，《陈书》的相关记载及其各类公文诏书的收录，就具有了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仅展现了陈王朝内部的政治结构、行政运作、军事制度、文武关系等诸多特色，也为后世了解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阶层变化、族群互动、区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陈书》署名为姚思廉（557—637）撰，其实是他接续父亲姚察（533—606）的遗稿编次而成的。这样父子相续的修史事业，在汉唐时代并不少见，比如汉代的司马氏父子、班氏父子。姚察从梁朝末年开始参与梁朝国史的修撰，此后一直兼掌史官之职，到陈后主在位期间，除梁史之外，也奉命着手修撰陈史。陈亡入隋后，姚察又奉隋文帝之命，编撰梁、陈二代史，但两部书还未完稿，姚察就去世了，临终他命子思廉续成其书。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的遗愿，隋炀帝下诏准其续撰梁、陈二史，但由于隋朝很快陷入战乱，续修工作未能完成。至唐初，唐高祖命萧瑀等人修撰前朝史，姚思廉为陈史修撰者之一，但这次修史活动很不成功，历经数年不就而罢。贞观二年，唐太宗下诏修撰前朝史，姚思廉负责撰修梁、陈二史，最终于贞观十年正月成书。
可以看出，政权几经更迭，但姚察父子修撰陈朝国史，始终是受皇帝之命而为，最终成形的《陈书》也是唐初就周、隋、梁、陈、齐五代史开展的官修工程成果之一，因此，我们在《陈书》卷六《后主纪》后能看到魏徵总括陈朝一代兴亡的论赞，在卷七《张贵妃传》末“史臣曰”之前，也有魏徵对后主在位期间宫廷史事的一段详述，这些都是魏徵以五代史监修官的身份参与陈书撰修的痕迹。不过，即便有国家工程的背景，姚氏父子接续编撰梁、陈二史，仍与吴兴姚氏的家学传统分不开。
史学是姚氏家族颇具传统的一门家学。姚察父姚僧垣从少年时代起，便爱好文史，其商略今古的见识，颇为当时学者所称道（关于姚僧垣的事迹，参《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姚察本人博通经籍，精擅礼乐，陈朝时一直兼掌修史和著作事务。姚察的弟弟姚最，也是“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周书》卷四七《姚最传》）。姚思廉自幼便浸染在这样的学术风气之中。姚察尤以治《汉书》闻名，姚思廉少时便从师父亲受《汉书》学，因此，与同时期史书中颇为流行的骈俪文风不同，姚氏父子崇尚古文，追模《汉书》笔意，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有一条目作“古文自姚察始”便提到，“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即是就姚氏父子的史笔所发之论。因此，了解姚氏父子史学的家学背景，特别是其治《汉书》学的识见旨趣，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陈书》的撰成及其特色。
由于《陈书》兼有“官修”与“私撰”的性质，我们在阅读时，对其中若干价值评判，尤需审慎。监修官魏徵出于唐初以史为鉴的宗旨，在总论中将陈朝灭亡之因归结于陈后主个人的昏庸荒淫。但是，身为陈朝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的姚氏父子则持不同看法，他们对陈朝历史的症结与矛盾无疑有着更深的认识和同情。谈及陈朝的灭亡，《陈书·后主纪》“史臣曰”写道，“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在陈后主任用施文庆、沈客卿等“小吏”进而导致“朝经堕废”的背后，姚思廉看到了南朝由来已久士人“不屑竭智尽心”、君主不得不“以寒人掌机要”的体制流弊。相比魏徵把陈朝亡国归因于个别的昏君佞臣，姚氏父子则看到了更深层的历史根由。
不过，即便陈朝内部具有难以消解的体制矛盾，隋兵于589年迅速渡江、俘虏陈后主进而实现南北统一之举，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不乏偶然性。隋朝兵临长江之际，陈后主从容对臣下言，“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南史》卷一〇《后主本纪》）。回到当时南北分裂已两百余年的时代语境里，陈后主这个今天看来狂妄无知的态度，未必全无道理。即便是率军统一陈朝的统帅杨广，在后来争夺太子之位的筹谋中，也把“据淮海，复梁、陈之旧”（《隋书》卷六一《郭衍传》）当作自己的后路，足见在时人看来，南北统一或非必然选项，“永嘉旧迹”的印象已然根深蒂固。事实上，隋朝平陈次年，由于实行高压政策，强行向南方地区推广北方的地方制度和意识形态，导致“陈之故境，大抵皆反”（《资治通鉴》卷一七七），这段曲折也透露出，南方有着自身的发展脉络和深厚的本土传统。当地领土广大，地形和地势极为复杂，定居其间的土著族群数量众多，源流复杂，不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十分明显，因此，中央集权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南朝中心区域之外的边缘地带的重建势必面临巨大挑战，而这一挑战是从梁陈之际逐渐显现出来的，此后历隋唐始终存在。因此，《陈书》中关于地方豪族，比如“工隶书，能鼓琴，涉猎书传，为五言诗，亦颇清靡，兼善骑射”的侯安都（《陈书》卷八）、“颇便书疏，闲明簿领”的黄法氍（《陈书》卷一一）等人的记录，就为我们管窥南方政治精英的特色，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为何南方地区未能形成如北周“关陇贵族集团”那样的军事体，又为何在北方主导建立统一政权后，却逐渐在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等各方面接受了来自南方传统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些中古史的核心议题而言，《陈书》和陈朝史都是绕不开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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